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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河州军事防御及保障体系(下)

2019-12-06 来源:民族日报•中国临夏网  记者:张有财  点击数:

 二、河州防御体系的保障体系

    为确保河州安全,在建立完善河州军事防御体系建设的同时,明朝也非常注重营建河州防御的保障体系,实行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保障措施,其主要内容有四项:一是实行“军民屯田”,以提高河州军民的供给能力;二是推行茶马互市,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三是实行土司制度,以流管土、以土司民,维护地区稳定;四是“因俗以治”,利用藏传佛教为其统治服务。

(一)实行屯田,以保障军需供给

    屯田是明代河州军事防御保障体系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军事保障措施。明太祖朱元璋对边疆屯田十分重视,他在江南起兵后不久,就已实行屯田制。《明史·田制》曰“太祖初,立民兵万户时,寓兵于民,其德最善。”当时不仅在边疆实行军事屯田,有时民户亦被发往边区屯田。其主要目的是为了解决军粮,保证战争的顺利进行。朱元璋称帝后,继续利用军队实行卫所制屯田。但这时的屯田已不同于以前,洪武四年(1371年),明太祖即下令,命陕西、临洮、岷州、宁夏、洮州、西宁、甘州、庄浪、河州、甘肃、山丹、永昌、凉州等卫军屯田,基本成为发展边疆农业经济,以军养军,减轻明财政负担的一项重要措施。明政府规定,边地军队“三分守城,七分屯种”,内地军队“二分守城,八分屯种”。河州屯田历史悠久,早在汉代,就有赵充国在境内屯田的先例,洪武三年(1370年),韦正初入河州时,所见到的是“城邑空虚,人骨山积”,土地不耕,以致“将士见之,咸欲弃之”。洪武四年(1371年),韦正被任命为河州卫首任指挥使后,以屯垦为要务,忠于职守,“勤于招徕”,以军屯为主,河州卫下设左(锁南坝寨、二郎塬、红土坡、吹麻滩、马莲滩、郭儿、徐旗、红崖子、十里屯、小寨)、中(王宣、杜百户、贾百户、刘谭、打柴沟、林擒子、围场、张八里坪、甘草凹、广坡)、右(马厂、松树、吉家、刁奇、漠泥沟、水泉坪、上五、中、下五、剌麻川)、前(七里屯、滴水崖、官草凹、玉伦沟、三条沟、剌麻川、江家、红土坡、重台塬、下川)、后(麻家、古城、陈西、尹家、火烧、潘家、蓝达、莲花、黄家、冯家堡、槐子树、干沟、张百户、大南岔、梨子山、万户沟、巴羊席百户)、中前六个屯田所,每所建十个屯寨,再加上归德千户的中左屯田所,共七所七十个屯寨。 

    明初,河州卫有正军员额9888名,分布在7个屯田千户所之68个屯寨,按照朱元璋“陕西诸卫军留三分之一御城池,余皆屯田给食”的诏令,河州卫参与屯田的军人至少在7000人以上,若按每人50亩屯田计,可开垦屯田3500顷。据明嘉靖本《河州志》卷一《食货志》记载,嘉靖时河州共有屯田3452余顷,而此时河州民户的耕地也只有3559顷,有民户5208户,人口90845人,与民地三千五百五十八顷八十四亩相差无几,可见,明初河州卫屯田在当地农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是相当大的。军屯制度的实行,使城邑空虚的河州在几年之间变为百姓向往的“乐土”,不仅有效解决了卫所军人的供应问题,减轻了当地政府的负担,而且开垦了不少闲荒地,增加了收入,同时也加强了各族人民的交流,对恢复和开发河州经济有着积极的贡献。屯田制度的大力推行,其农业生产当时是十分兴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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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推行茶马互市,以堵塞“戎狄私通之路”

    防止北元蒙古与河州地区的藏族和撒拉族联合对明朝国防安全所造成的严重威胁是河州卫的主要职能之一,很明显,单纯地用武力来实现这一目的是很难持久有效,也是不现实的。为此,明王朝针对“番人吃肉,无茶则死”的特点,极力推行茶马互市,从而使中国唐代以来的茶马互市活动达到了鼎盛。正如《明史》所言:“番人嗜乳酪,不得茶,则因以病。故唐、宋以来,行以茶易马之法,用制羌、戎,而明制尤密”,而藏区大量的马匹则是历代中原王朝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朱元璋正是通过对这种历史背景和现实状况的了解,而采取以茶易马,稳定藏族,装备自己的武装力量,以藏族牵制北方蒙古的战略方针。为实现这一政治目的,明王朝总结了宋代以来历代王朝茶马互市的经验教训,首先制定了茶法,在四川等产茶区设置课司,立仓收贮大量茶叶,专以市易。从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起,户部开始筹划陕西汉中府各县茶园的茶叶收购,“诸处茶园共四十五顷七十二亩,茶八十六万四千五十八株。”次年十二月,户部又对“惟西番夷僚用之”的四川碉门、永宁、绮连等处的“巴茶”制定了收贮办法,并设立了雅州、安州、绮连等五茶局,具体负责收茶征税,每年纯收茶百万斤之多。明朝的这些制度措施,促进了种茶制茶业的长足发展,为茶马互市的顺利开展提供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于是明王朝就相继在秦州、河州、洮州、永宁设立了著名的四大茶马司,茶马司初设司令、司丞。洪武五年(1372年)改设大使一人、副使一人掌管茶马贸易,负责四川、汉中和湖南等地出产的茶,以交换西北各族游牧部落出产的马,主要是与藏区的茶马贸易。茶马司设置以来,根据情况随时不断调整,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罢洮州茶马司,以河州茶马司兼领之。洪武三十年(1397年),因设在秦州(天水)的茶马司距离藏区较远,已无茶马可以互市,便将茶马司迁到了西宁,设立了西宁茶马司,永乐九年(1411年),因茶禁松弛,明王朝又复置了洮州茶马司,永乐十一年(1413),又增置甘肃茶马司(又称甘州茶马司)于陕西行都司地(今甘肃张掖),隶陕西布政司,这样茶马司由明初的四大茶马司发展为河州、洮州、西宁、甘州、雅州五大茶马司。据明代嘉靖本《河州志》记载,管理河州茶马司的机构叫“监督府”。“监督府,监督茶马之任也。”设同知一员,为正五品,辖三十六族,二十四关。土司招商中马、州卫指挥、千户俱听辖,由此可见它的权力之大。明神宗时又从五司变为六司,“部设西宁、河、洮、岷、甘、庄浪六茶司交马共九千六百匹,著为令。” 

    明洪武二十六年(1793年)二月,明王朝在西凉、永昌、甘肃、山丹、西宁、临洮、河州、洮州、岷州等番地颁发金牌信符,作为向朝廷履行缴纳马匹的凭证。金牌信符分为“金牌”“信符”。“金牌”以铜制成,长1尺,阔3寸;“信符”,以铁制成,长5寸,阔2.5寸,因二者并用而得名。凡是持有金牌信符的少数民族即所谓的“纳马番族”,“每三年钦差近臣前来会同镇守三司等官,统领官军,深入到番境扎营,调集夷番,比对金牌字号,收纳差发马匹,给与价茶”,但“如有拖欠之数,次年催收”,使茶马互市表现为既是一种经济贸易活动,又带有少数民族向中原王朝尽义务的强制色彩,此项制度先后实行了70余年。当时明代河州卫管辖的范围之内,明初共有珍珠族、鸿化族、灵藏族、癿藏族、沙马族、葱滩族、老鸦族、牙塘族、川撒族、打剌族、向化族、古都族、巴咱族、红崖族、端言族、回回族、迭古族、仰化族、撒拉族等57个部族,到明代中期则成为36部族,到明末则有29部族,这些部族承担着向明王朝纳马的职责。茶马司的改置和金牌信符制度的实行,是明朝不断控制茶马互市活动的集中反映,一方面茶马互市使藏族民众因此归向明廷,与明王朝保持着友好的交往;另一方面,也使明朝获得了大批用于国防的战马,用来装备军队,增强其战斗力。《明英宗实录》载:“西番来茶马司以马易茶,朝廷得马甚众”,朝廷所得之马,大都“供边军征战之用”。当时河州茶路的来源,基本来自川、陕两省。因为川陕是距西北边境最近的产茶区,而且产量大,茶质好,深受各少数民族的欢迎。除金牌信符制外,还有如“茶法”“茶马”“马法”众多的诏谕、指令、条文和规章制度。为使茶马互市得以顺利进行,明政府还派遣大量的近使、钦差、御史及至尚书、公卿等进行巡察管理。历史上,督理茶马中有名有姓者多达几十人,未留下姓名者更是何其多也。 

    河州茶马司纳马的数量虽每年不一样,但从下列的数字可以看出是非常可观的,在明代的茶马贸易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有时差发的马数超过其他地方的总和。例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河州茶马司用茶58892斤,易牛98头,市马2050匹。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五月,尚膳太监而聂等至河州,召必里诸番族,以敕谕之,诸族皆感恩意,争出马以献,于是得马10340余匹,以茶30万斤给之,诸番大悦。”“洪武三十年(1397年),李景隆赍金牌入番,凡用茶50余万斤,得马13518匹,其中河州必里卫纳马7705匹。永乐八年(1410年),河州卫收到番族马7714匹,共给茶278460斤。宣德七年(1432年),河州卫与各番族互市,得马7700余匹。”到明王朝后期,茶马互市逐渐衰败。到了明宣宗年间,由于明王朝政治上日趋腐败,军事力量日益削弱,上下层各级官吏利用金牌制对纳马区敲诈勒索,给纳马者带来了严重的负担,于是便纷纷逃避纳马,而转向走私交易。所以,金牌信符制就发展成为汉番贸易的障碍,虽经明政府一再严禁私茶贸易,但无济于事,走私久盛不衰。这样,明王朝实行的金牌制在各种主客观不利的条件下,于宣宗以后不得不废止,这也是官方垄断茶马贸易所出现的必然后果。金牌信符制虽然停止了,但茶马互市这一经济活动并没有停止,取而代之的是民间茶马交易,成为一种更广泛、更活跃的不可遏止的潮流,对西部诸卫有其深远的影响。河州的茶马贸易,双方或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加之藏地高寒,稻粱不生,布帛丝麻之类皆来自他邦,因而,茶马贸易还兼有布匹、盐、青稞、纸张、红糖、药材等许多日用品的交流,大大方便了河州各民族的生活。正是这种交易的日益密切和长期不断的发展,成为联系中原王朝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牢固纽带,才保证了明王朝西部边境的安全。当茶马互市成为明朝与周边各族民众贸易的形式之后,便标志着明代西北边疆的日益巩固。

    (三)设土司,以流管土,以土治番

    鉴于河州自唐代中期以来至宋代熙宁年间前后被吐蕃统治了数百年,其族人数量众多,与藏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较之于中原内地,似乎更为紧密,中原王朝视之为“西北屏藩”,藏族人则视之为通向中原内地的桥梁。明王朝在河州地区设卫,完成其军政建置的同时,从“分其势而杀其力,使不为边患,有分而治之”和“固番人心,且以强中国”的总要求出发,对数量众多的藏族等民族便采取“以本地之人,司本事之司”的措施,皆按元代旧制,分封卫所指挥、千百户世职;鉴于河州的重要军事位置,这些土司均授武职,具奉旨颁有“敕札信”或“部札号纸”,世相承袭。土司之职责,一为朝贡,一年、二年或三年,贡物以马为主,兼有土特产。明王朝则予以“赐赏”;二为征调守卫,自备马械,统其部族从征。土司所属称土舍,平时耕牧,从事生产、保寨等任务,战时从征。土司皆设衙门,统管兵、地方武装、刑、民、财、政。在河州卫分封的土司中最著名的有撒拉族土司韩宝,藏族土司较有影响的土司有:何土司、韩土司、王土司、苏土司等。 

    从历史的角度看出,明代在河州等地实行的土司制是一项很有远见的战略措施,维护了大明王朝的统治,适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在客观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又表现在这种土司制是以流管土,以土治番。由于河州境内藏族势力强大,为防范其反叛,影响边陲的稳定,所以,在明代,重要的军政要职大部分由流官掌握,对土官仅仅授于次职及世袭待遇,一方面利用他们的特权势力和影响,控制藏族,稳定地方;另一方面这些受封者,为保持自己的特权和地位,也效忠于明王朝。“有捍卫之劳,无悖叛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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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因俗以治”,利用藏传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

    针对河州境内数量众多的藏族,明王朝实行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因俗以治”,也就是利用藏传佛教来为其统治服务。对于精神与情感上完全受藏传佛教支配的广大藏族来说,政治、甚至于经济都是外在的东西,只有神权——佛,才是至高无上的权威,宗教不仅仅支配着每个信徒的精神情感,而且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中,其势力渗透到藏族政治、经济等的各个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政教合一的大小实体。僧人和寺院不仅仅是神权象征,而且是藏族政治势力的重要代表。明朝统治者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对河州藏族的统治中,把藏传佛教作为神器加以利用之。明王朝对河州的藏传佛教政策,基本上可以概括之“众建多封”,这与政治上的“分而治之”是协调一致的。首先,明朝在河州推行了僧纲司制度,设立了河州僧纲司,管理河州境内的藏传佛教事务,把河州地区的藏传佛教事务置于明朝统一控制与管理之下。僧纲司设都纲和副都纲各一,以那些“真诚、寡欲、澹泊自守者”,任之“率修善道,阴助王化”“广佛功德,化人为善”。明朝对河州藏族统治的还有一个重要措施就是“国俗以治”,也就是利用藏传佛教来为统治服务,这在河州表现的最为突出,明王朝对河州藏传佛教各教派和集团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凡能“自通名号”或有功于朝廷者,皆以皇帝名义授予与其本人地位、名望相符的名号,以示优崇。明代在河州藏族僧人中封授的名号大致有大国师、禅师以及喇嘛、都纲等,“悉给以印浩,许之世袭。”为了表示优崇之意,明朝统治者还给河州卫辖区内的许多藏传佛教寺院颁赐名匾及经典、图书等等,以扩大其宗教影响。例如河州卫的弘化寺、普纲寺、显庆寺等,是由明朝皇帝赐名的,其中弘化寺是直接是由明朝皇帝敕建的。此外,明王朝还注意保护各寺院的经济利益,对许多寺院颁赐护敕,以皇帝敕谕的形式保护寺院及其经济利益不受任何人的侵害。 

    明朝对藏传佛教的上述政策,收到了良好效果。一方面,通过对藏传佛教的拉拢和扶持,树立了明王朝在河州藏族中的统治威信;另一方面达到了“籍其化导愚顽,镇抚荒服”的目的。由于明朝统治者推崇和护持藏传佛教,僧侣集团必然也为明统治者奔走效命。有不少僧人奉命出使西藏等处,为加强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起了不少作用。“众建多封”政策的实行,防止了河州大的宗教集国的形成,有力地贯彻了明朝统治者政治上对“西番”分而治之的政策。 

    综上所述,明王朝对西部重镇河州予以异乎寻常的关注,并积极建设,建立了具有全方位的防御体系和保障体系。尽管战争和兵灾时时笼罩着河州地区,但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河州地区较长时间的和平与安宁,使明代河州地区得到了进一步地开发,促进了汉藏边界贸易异常活跃。同时,也保证了河州成为明代各民族相互交往和友好相处的主要场所之一。汉、回、藏各民族在这里“安生乐业”“并耕而食”,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全文完)

    参考文献: 

    [1]《明史》北京,中华书局,1974 

    [2]《明会典》北京,中华书局,1974 

    [3]苏发祥《明代的“中马番族”》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92(2) 

    [4]吴祯,明嘉靖本《河州志》 

    [5]王全臣,清康熙本《河州志》


责任编辑:马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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